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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种主要语言区汉学家谈中国文学翻译现状
时间:2018-09-28来源:佛山翻译公司点击: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书籍市场。其中有多少中国文学能翻译成外文出版?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生态如何?8月15日举行的第五次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世界各主要语种翻译家谈中国文学翻译现状。

  德语翻译家:

  中国科幻小说成了上升的国际明星

  生在德语区国家的奥地利翻译家科内莉亚提供了一组数据:截止到2014年,中文德译本总共只有380种在德国出版(不包括课本及专业书),覆盖了中国各个朝代的诗歌和经典书籍。

  “在小说方面,只有47位作家的作品被翻译。”科内莉亚介绍说,这些书的主题,三分之一是爱情、婚姻和家庭,三分之一涉及社会和政治历史,其余20%是神话、童话,另20%是漫画。2014年以前,奇幻、科幻、犯罪小说方面的书几乎没有。

  一边是中国巨大的文学市场,一边是在德国稀少的翻译市场占有率。造成这种局面,自然有其历史原因。但令科内莉亚感到疑惑的是,到了21世纪,为什么中国文学在德语文学市场依然微不足道呢?

  通过详细调查,她找到几点原因:首先,把中文书籍翻译成德语比较贵。翻译一本书花费15000欧元并不少见,但是往往只能卖出3000册;其次,德国出版商认为,中国作家出国旅行较少,因此在国际上的知名度不高,人脉关系不够;同时,德国出版界对中国文学的历史缺乏了解,不懂中文,所以往往无法鉴赏评估要翻译的中文书。

  “好在,现在中国有一群处在上升期的作家,渐渐被国际社会所关注。”科内莉亚注意到,2013年,美国纽约的一个出版社出版了中国作家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三体》,获得全球成功,并得到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赞赏。在德国,一个新的文学杂志刊物创刊,完全是关于中国科幻小说的。在她看来,“中国科幻小说成为了上升的国际明星。”

  科内莉亚说,国际文学市场其实就是被一些大腕支撑,他们跨越各种文化边界找到读者,名扬四海,成为品牌。“他们可能是一个人,例如村上春树;也可能是一群人,如瑞典的犯罪小说作家们,由此形成独特的文学品牌。所有人都爱这种爱与被爱、生死起伏的普世作品。”

  在德国汉学家郝慕天看来,除了中国的刘慈欣外,莫言在德国也已成为“品牌”。他说,早在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前,作品《红高粱家族》便被张艺谋拍成《红高粱》并斩获1987年柏林金熊奖,莫言因此在德国声名鹊起。在德国,有很大一批人一直都很狂热崇拜这部电影,过了一二十年依然如此,许多电影院办回顾影展,都想邀请莫言参加。“等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德国出版商趁着这一热点翻译莫言的作品。有的甚至要出版莫言所有的作品,展示一位国际性的、绝对一流的作家。他们还准备花大价钱邀请莫言做读者旅行活动。”

  俄语翻译家:

  汉语热升温助推中国文学翻译发展

  对文学稍有涉猎的国内读者,都知道普希金、托尔斯泰、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俄罗斯文学在国内的影响力可见一斑。那中国文学在俄罗斯呢?

  俄罗斯翻译家林雅静曾在上课时问学生们:“你们读过哪些中国作家的作品,喜欢哪些书?”学生十有八九会说没读过,即便读过,也只是几个华裔华侨的作品。问他们有没有人读过莫言、贾平凹、余华,回答一般也是“没有,太难!”林雅静说,对俄罗斯受过教育的读者而言,中国文学是“阳春白雪”的存在,连文学家和批评家都不太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面貌。

  另外一方面,俄罗斯翻译家数量以及译介的中国文学作品数量在不断攀升。汉学家罗季奥诺夫博士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东方系常务副主任。他所在的东亚系,是俄罗斯译介中国文学的重镇。此次参加研讨会,他详细梳理了近二十五年来俄罗斯汉学家的中国文学翻译变化趋势。他说,1992年到现在,中国现当代小说在俄罗斯的译介经历了三个阶段:1992年至2001年,2002年至2009年,2010年至今。第一阶段期间,俄罗斯只翻译出版了4部中国现当代小说集,参加翻译工作的有10位专家,其中有学者身份的占7位,翻译水平都很高。对这一时段的译者而言,文学翻译没有任何经济好处,有时译者不仅没收到多少报酬,甚至还投入自己的经费或靠各种关系自助出版。这一阶段翻译队伍和活动的特点是:汉学家少,质量高,报酬低,翻译量小。第二阶段,俄罗斯翻译出版18本现当代文学文集,收入60位作家的133部小说。被翻译最多的是王蒙、冯骥才、贾平凹、张洁。他们的作品之所以翻译得最多,不只是因为写得好,而且也因为译者专门研究他们的创作。有40位专家参加翻译工作。其中37位有学者身份。这一时段的中国翻译已经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译者一般会得到较好的报酬,但文学翻译项目少,很长一段时间俄罗斯没有一位专职的中国文学翻译。

  “2010年至今,大概出现了95位作家的167部新译本,由55位翻译家完成。其中29位由社会各界人士组成,非学者身份的翻译家明显增多。这一阶段的最大特点,是绝大部分译本后面有政府在资助。突出现象是,除了正规的翻译出版外,互联网上出现了不少人士发表的译作或对中国文学的评论。”罗季奥诺夫博士说,尤其是2013年启动的“中俄经典与现代作品互译出版项目”,总计推出一百部图书,大大推动中国文学的译介进程。

  他总结说,过去二十五年,俄罗斯中国文学翻译活动的总趋势是:翻译家队伍的人数从少到多,翻译量从小到大,出版方式由翻译家自己资助出版到获得较高的翻译费,从学术行为到完成国家订单。

  “苏联末期,全国只有七八所高校设汉语专业,到2009年增加到五十多所,会汉语的人数大量增加,高校汉学家的人数也大幅增长,汉语热不断升温。这些群体在有需要的时候,会转化为翻译队伍。”另一位俄罗斯翻译家科罗博娃不无担忧地说,老一辈学者型翻译家多已过世,年轻一代翻译家水平参差不齐,出现了一批不合格的译作。“但随着俄罗斯汉语热进一步升温,中俄两国的人文交流进一步加强,俄罗斯的中国文学翻译事业也会不断成熟和发展。”

  日语翻译家:

  中国畅销文学作品更容易翻过日本出版的高墙

  “谈到日本对中国当代作家的译介,不能不提到杂志《季刊中国现代小说》。该杂志是由日本的中国研究者和爱好者创办的,以介绍中国当代小说为主的纯文学杂志。”在日本中央大学文学部教授中国当代文学等课程的饭塚容先生,从纯文学角度对中国文学在日本的传播进行观察。

  据他统计,这本杂志从1987年5月到2005年7月的18年间,共翻译介绍了中国130多位作家的300多篇小说,“我觉得这本杂志最能反映日本汉学家选择中国文学的审美标准。”

  “中国的文学作品,除非是宣传得较好的畅销文学,否则再怎么好也很难成功出版日语翻译版。”日本翻译家泉京鹿女士说。她提及了自己在日本翻译中国文学“畅销书”的亲身经历:“为了说服日本出版社出版中国文学作品,我们翻译人员准备了各种各样的数据和资料,比如‘在中国上市后销量马上达到五十万册’等一目了然的销量信息,以及‘全球好多国家已经决定出版翻译本’等翻译信息。无论多么优秀的作品,没有这些客观易懂的数字和信息,也很难翻过日本出版这堵很厚很高的墙。”

  泉京鹿女士大学专业是日本文学,选择的第二外语是汉语。大学二年级时,参加了为期一个月的学汉语短期留学班,首次前来中国。留学归来,她很想通过文学作品来了解中国,阅读中国人的喜怒哀乐,于是去了东京市中心的大型书店。“书店里,中国翻译书的书架是很小的一部分。而且这很小的书架里大部分的书是古典文学。我没有遇到自己想要的书。”

  后来,她在日本的报纸《朝日新闻GLOBE》开设了一个名叫《从北京的书店》的专栏,连续十年介绍世界各地畅销书的栏目。每次介绍中国畅销书的时候,她和编辑部那边都收到不少的读者来信。这些信上说:“栏目上介绍的中国的书还没出日语版吗?”“非常想看日语版!”等等。

  “说实在的,我感到在日本的中国文学的读者粉丝越来越多。想了解更多有关中国的事情、中国人的想法、中国人的喜怒哀乐的人确实越来越多。很多爱看中国文学作品的日本人去中国旅游,会选择到作品里面写的故事发生地,以及跟作家有缘的地点旅游。看到这种情形,我再次感受到更多中国作品翻译成日文后,所形成的文学的力量。我相信对于阅读这些作品并到访中国的日本人来说,中国文学能帮助他们更多更深地了解中国。”泉京鹿说。

  英语翻译家:

  希望帮助中国儿童文学被世人欣赏

  “作为一名英国大学教授,从实际角度看,翻译工作并不是一个合乎逻辑的选择。”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翻译家蓝诗玲女士说。

  蓝诗玲在英国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担任教授职务。“我们的学院和政府在评估我们的研究内容时,译文发表远不如专题、研究类论文受重视。”

  蓝诗玲的话,得到了美国明德大学中文系教授穆润陶的回应。他说,在美国一个学者的学术之路,从助教、副教授到教授,翻译作品并不被看重。“我将翻译项目当作学术计划申报给学校时,负责人通过时往往会说:‘好啊,你可以轻松一年了。’”

  即便如此,1994年起便在大学教书的穆润陶,几乎每年都开一两门中国当代文学课,找有英文译本的优秀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当作学生的阅读材料。蓝诗玲也遵从自己的内心,选择投身于与她所研究的中国历史文化相匹配的翻译工作。她发现,她所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包含了对历史和文化的深刻认识,对于一个历史学者而言,这些是无价的原始资料;同时,文学翻译也在文化交流中充当着至关重要的媒介作用。

  美国翻译家吴钧从事着他喜爱的儿童文学翻译工作。他翻译了中国知名儿童文学作家刘先平、沈石溪、杨红樱等人的作品。他说,孩子们能通过儿童文学的寓意来了解世界和理解万物,以及学会怎么正确地应对生活中发生的一切。当一个孩子接触到不同国家的文明,且明白不同国家的文化都有自己的道理和逻辑时,他会变得更加包容。

  “但我注意到,美国学校的课本里没有中国的故事,孩子们很难接触到极有价值的中国文化。我就想为美国孩子填补这个空缺,尽可能地把中国好的理念和价值译介过来,帮助中国儿童文学走出中国并被世人欣赏。”吴钧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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