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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丹红、许钧:试论翻译的隐喻性
时间:2019:11:14 21:21:00来源:佛山翻译公司点击:

  翻译活动在中西方均有悠久的历史。作为人类交流活动的一种重要形式,翻译活动一直以来都吸引着人们对其本质做出思考。二十世纪以来,研究者借助语言学、符号学、社会学、文化研究等领域的成果,从不同侧面对“翻译是什么?”这个问题作出了回答,人们对翻译活动本质的认识在不断加深,促进了翻译实践朝更有意识、更规范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我们也不无担忧地看到,当社会学、文化理论的介入令我们对翻译活动的社会性、文化性、历史性等外部属性的认识加深时,学界对翻译活动内部属性的研究,却似乎因难以提出新的、合理的视角和方法,而进入了一个瓶颈阶段。如何创造性地应用前人的观点和方法,加深对翻译本质的认识,也成为了翻译内部研究的当务之急。在这种背景之下,法国翻译理论家亨利·梅肖尼克的一个论点吸引了我们的目光。1973年,受诗学理论启发,梅肖尼克提出了一个较为新颖的观点:“作为文本的翻译只能被理解为原作的隐喻或变体。翻译的功能即是成为这一诗性的、文化的变体。”(H. Meschonnic,1973:319)无独有偶,时隔二十年,欧阳桢在《透明的眼》(The Transparent Eye)一书中也提到:“翻译可以被视作是原作在另一种语言中的隐喻。”(E. C. Eoyang,1993:126)“翻译是隐喻”,或者说翻译具有隐喻性,这样的命题将我们的目光再次引向了翻译活动内部,能令我们对翻译活动的符号转换特征和意义再生机制作出新的思考。因此,本文将以此为契机,从翻译活动与隐喻的特征出发,论证该命题的合理性,并考察它能为我们思考翻译活动的本质带来哪些启示意义。

  一、隐喻的喻本替换与翻译的

  符号转换

  如果将亚里士多德视作西方隐喻理论的滥觞者,那么学界对隐喻的研究已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程。有学者总结了西方的隐喻研究史,指出对隐喻的研究主要围绕五种观点展开,即“替代论、比较论、互动论、映射论和概念合成论”(王文斌,2007:17)。时至今日,隐喻研究早已脱离亚里士多德时期的修辞学范畴,涉及到了隐喻各方面的基本特征。

  隐喻理论首先涉及的是隐喻的基本形式。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有如下论断:“用一个表示某物的词借喻它物,这个词便成了隐喻词,其应用范围包括以属喻种、以种喻属、以种喻种以及彼此类推。”(1996:149)“以属喻种、以种喻属、以种喻种”由此成为替代论的原则,“彼此类推”则成为了比较论的原则。从今天的角度看,替代论和比较论已经无法覆盖隐喻的全部内涵,但它们的确奠定了隐喻理论的基础:所谓隐喻,就是发生在两者——一般称为本体和喻体——之间的转移和替代关系,这两者有根本上的相似性,人们通过喻体来更好地理解或解释本体。在以此喻彼的过程中,对于本喻体间的相似性,传统研究倾向于从意义或形象角度来考察,直至这一传统视角受到德里达的颠覆。在“白色神话学:哲学文本中的隐喻”一文中,德里达指出:“隐喻一直以来被定义为一种基于相似性之上的转义修辞,不仅仅指存在于能指和所指之间的相似性,也指两个符号之间的相似性——其中一个符号指称另一个符号。这是隐喻最基本的特征,它使我们能够将波利菲洛斯(法朗士小说中的人物)所提到的所有象征性或类比性修辞格(修辞格、神话、寓言、讽喻故事)都归于‘隐喻’的名下。”(J. Derrida,1974:13)这一隐喻观实际上与德里达独特的符号学一脉相承。在德里达之前,一般认为符号总是和一定的概念相联系,符号即意味着一定观念的在场,这一观念作为符号的所指,总是和能指同时出现,并且是能指存在的前提和理由。德里达则极具颠覆性地批判了这种在场形而上学,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一种独特的符号学,后者的精髓之一便是解构了所指的中心地位,构建了一种有关“能指”的符号学,指出“能指的外在性是一般文字的外在性。……没有这种外在性,符号概念本身就会崩溃”(2005:19),“能指并不首先和仅仅再现不在场的所指,它取代另一个能指,另一个能指的范围,这个能指的范围与欠缺着的在场保持另外一种被差异的游戏更加看重的关系。”(2002:112)既然隐喻是“一个符号指称另一个符号”,那么它首先是一个能指指称另一个能指的过程。

  在翻译活动中,呈现出的是同样的能指转换过程。许钧在《翻译论》中对翻译活动有如下的定义:“翻译是以符号转换为手段,意义再生为任务的一项跨文化的交际活动。”(2003:75)“符号转换”这一说法本身就表明,原作与译作属于不同的符号系统,而符号首先表现为能指,因此翻译是从一种能指到另一种能指的转换过程。这一能指转换的结果,旨在产生与原文相似的译文,给译语文化中无法直接阅读原文的读者提供一个选择,使其能够通过译作来认识原作、原作者及作为原作产生和生存土壤的原语文化。对这部分读者来说,译作取代了原作,例如当大部分中国读者说自己读过莎士比亚或巴尔扎克时,他们指的通常是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作品,傅雷翻译的巴尔扎克作品。基于相似性基础上的能指转换与重心转移均让我们联想到隐喻的基本特征。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从更深的层次来探讨翻译活动与隐喻的关系。

  二、隐喻的语境互织与翻译的

  “氛围”融合

  在修辞学视野下,隐喻往往被视作是装饰性的,很少参与意义的生成过程。理查兹于1936年发表的《修辞哲学》促使人们对隐喻的认识产生了变化,这一转变被利科称之为从符号学到语义学的转变。在语义学视角之下,隐喻力量的产生机制发生了变化。理查兹认为,“当我们使用隐喻时,我们(脑中)产生了对两种不同事物的认识,这两种认识相互作用,它们的载体是一个单独的词语或句子,后者的意义就产生自两种认识的相互作用。”(I. A. Richards,1936,1971:93)理查兹的这一互动隐喻观被新批评流派的其他学者所接受,他们普遍认为,“比喻的力量在比喻之外:将A比B本身不是目的,A与B组成隐喻时,就产生了第三物X,这是个抽象的品质,是无法用其他方法表现出来的,就是刘易斯所谓‘语象向冲突激发的真理’,也就是被兰色姆命名为‘奇迹性’的东西。”(赵毅衡,2009:125)在这一基础上,理查兹还指出,“两种认识的相互作用”实际上就是“两种不同语境之间的交易”( I. A. Richards,1936,1971:94),一是本体的语境,另一是喻体的语境,而“语境”一词本身“是一连串共同发生的事件集束的代名词,这一事件集既包括事件发生的必要条件,也包括可以被视作事件发生之原因或结果的任何事物”( I. A. Richards,1936,1971:34),这一宽泛的“语境”概念意味着支撑词语意义的,是由语境形成的一个深厚语义空间。隐喻之所以具有丰富的表达力,是因为它不仅涉及两个词,而且涉及两种语境,语境的融会、交错令隐喻性陈述最终具备了朦胧、立体的语义,这一语义便是上文提到的既有别于本体又有别于喻体的“第三物X”。

  隐喻意义的产生,离不开本体与喻体所扎根的两种甚至多种语境的融合互织。当我们把目光转向翻译领域时,会发现翻译活动同样呈现出这一特征。我们知道,不论原文还是译文,都不可能产生于真空,它们总是或显或隐地带有时代和社会的烙印。这一烙印有时体现在文字直接描述的历史事件、社会背景、人物形象上,有时却体现于文字背后,在于某些词汇、语句能够唤起具有相同语言、文化背景的读者的无限想象,例如中国人的文章背后往往有儒、释、道精神的支撑,而西方人写作时,也很难回避古希腊罗马传统及《圣经》的影响,整个文化语境“就像冰山一样,实际出现的词语只不过是冰山的一角,下面隐含着整个冰山,整个语义网络”(束定芳,1998:14)。在时代和文化语境之外,还有由上下文构成的、个性色彩强烈的文本语境。从广义到狭义,由远及近,各种语境网络交织成了本雅明所说的艺术品“独一无二的诞生地”(1999:262)即“氛围”(Aura),是“氛围”决定了艺术作品亘古不变的独一无二性。而翻译活动始终涉及两种“氛围”,一种同原作的诞生息息相关,另一种同译作的诞生息息相关。无论某些观点如何强调译文的归化和本土化,译文始终会保留原作的一部分氛围;阅读翻译文学的经验更是告诉我们,好的翻译具备丰富的内涵和立体的特征,而这些特征往往是原作与译作的“氛围”渗透交织的结果,读者能在其中感受到两种氛围、两种语境的融合,在为我所熟悉的语言文字之上,始终萦绕着为我所陌生的“异”的气息。美国学者道格拉斯·鲁宾逊在《译者登场》一书中指出,隐喻式的翻译“鼓励我们借助希腊文原著来读英语的《奥德赛》,借助英语翻译来读希腊语的《奥德赛》”(D. Robinson,2006:160),这“是一种远近法,是将两个文本并置在一起的方式,是从相互关联的角度看待它们的方式,是以一种意义深远的方式,最终实现从源语文本到译语文本的转向”(D. Robinson,2006:160)。反之,单纯强调异域“氛围”或本土“氛围”的译作——例如鲁迅或林纾的翻译——在脱离特殊的历史文化环境、完成特殊的文化使命之后,往往会失去生命力。原作与译作的“氛围”融合在丰富译作涵义的同时,也具有文化层面的意义,正如许钧指出的那样:“翻译之根本目的,就是在保存这些‘异’的同时,让这些‘异’之间不隔绝,而是形成一种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关系,以达到进一步的发展和丰富。”(2003:280)

  三、隐喻的喻本差异与翻译的

  差异意识

  亚里士多德曾对隐喻能力作出过很高的评价,在《诗学》中,他指出:“正确使用这些诗学形式,包括对合成词和外来词的使用,的确是一件了不起的事。然而,现今看来最了不起的事,是对隐喻的娴熟使用。这是唯一不能从他人那里学到的东西,而且也是天赋的标志,因为好的隐喻意味着本能地在差异中察觉到一种相似性。”(Aristotle,1958:371)因为这段论述,隐喻两造的相似性一直受到重视和探讨。然而,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如果说相似性是隐喻成立的基础,那么差异性也不失为隐喻的另一重本质,本体与喻体的差异是隐喻存在的理由,因为两件完全相同的事物不可能构成隐喻,亚里士多德的定义实际上正指出相似性是“在差异中觉察到”的。保尔?利科在《活的隐喻》中也指出:“行将就木的修辞学曾在相似性基础上确立了隐喻的定义,但这相似性只不过是比较活动的一种特殊形式……‘喻体’具有多种方式,来控制‘本体’被感知的模式。”(P. Ricoeur,1975:107)也就是说,相似性不是本体与喻体之间唯一可能的关系,本体与喻体的比较很可能通过其他方式呈现,例如以布勒东为代表的超现实主义者就认为,“将差别尽可能大的两种事物进行比较,或通过任一方法,以突然的、惊人的方式将此两者放置在一起,这应该是诗歌能够追求的最高任务。”(I. A. Richards,1936,1971:123)撇开这一充满现代感和反叛性话语的极端性不谈,布勒东这番话实际上说明,本体与喻体之间差别越大,将两者放在一起的矛盾和冲击就越大,“它们所产生的张力理所当然也就越大,这张力是弓箭的弦,是射击活动的能量来源”(I. A. Richards,1936,1971:125)例如当哈姆雷特说“像我这样的人爬行于天地之间,所为何来?”(莎士比亚,2002:83)时,“爬行”“一词的力量不仅来自其所指出的(人)与昆虫的相似之处,至少也同样来自其所暗示的(人)与昆虫的差异,这差异一直在抵抗并控制着相似性产生的影响,它实际上暗示着:人不应该爬行着前进。因此,谈论某个隐喻所产生的相似性或融合几乎总是误导人的、有害的。”(I. A. Richards,1936,1971:127)

  因此,差异性是隐喻创造力的根源,它令我们对本体的特性作出思考,并可能取得富有启发性的结论,揭示本体或喻体的深层特征。传统研究在定义“隐喻”概念时,指出隐喻构造其中一个标志性喻词是“是”。“是”,又“不是”,而且重要的是“不是”,这是隐喻矛盾统一性之所在,而这样的矛盾统一性同样体现在翻译活动中。理想的译文要求在译作与原作之间划上等号,但与原作一模一样的译作终究只是博尔赫斯的一个隐喻(博尔赫斯,2008:25-37)。我们曾提及原作及译作“氛围”的差异,后者最终造成了译作与原作的现实差异。历史上,原作的神圣崇高地位、人们对人类语言及交流本质的误解等原因曾令“差异”受到掩盖和排斥。语言文化研究发展至今,“差异”的地位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正如喻体与本体的差异是隐喻魅力产生的根源,在翻译领域,译作与原作的“差异”同样是一个有益的、富有启示性的因素,我们甚至可以说它是令翻译活动得以延续、令翻译研究得以展开的重要条件,是促使翻译领域产生活力的重要原因。从翻译活动延续性层面来看,译文与原文差异的客观存在,译者克服差异的主观渴望是复译活动产生和持续开展的动力。不仅译作与原作存在着差异,同一原作的不同译本之间也存在着差异,这些译本在不同时期从不同侧面丰富了读者对作品的理解,正因如此,赵瑞蕻先生强调“应该鼓励和赞扬不同的翻译家进行各自不同的呕心沥血的探索,去完成他们富于创造性的翻译艺术的业绩;以各自的才华去丰富人类精神世界的宝库,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做出各自可喜的贡献”(2011:226)。从翻译研究层面看,对差异的探讨首先是对比两国语言文字的最好途径,同时也是了解原作诗学价值的重要途径,因为克服不了的差异恰好说明两种语言结构或两个主体风格具有独特之处,这就是为什么赵瑞蕻指出“把一部名著的不同语言的译本,或者同一语种的不同译本(比如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的几种中译本)统统拿来作些比较,进行细致深入的‘调查研究’,倒是件十分有益,非常有意思的工作。”(2011:226)而欧阳桢更是认为甚至“坏的翻译也可以同时既是恩赐又是灾难:……因为如果这一翻译促使读者不计译作的败笔,或者正是由于译作的败笔而去比对原作,那么明显的效果可能就是取得对原作更为深入的了解。”(E. C. Eoyang,1993:115)另一方面,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文化转向以来,很多翻译研究者开始从事另一项重要工作,那就是将目光暂时从文本移开,跳出文字和文本的比对工作,从更广阔的文化语境去寻求差异产生的原因,进而增进对不同民族语言文化本质的认识。而无论是文字、文学还是文化层面的研究,最终都在不同程度上增进了翻译活动的活力,促进了一个国家翻译事业的发展。

  从反面来看,缺乏差异意识有时会导致产生不利影响。比如翻译文学领域出现的现象。我们知道,外国文学文化研究能够顺利进行,实际上基于一个基本共识,那就是将译作当做原作进行解读。如果没有将“差异性”作为研究的前提,就很容易对原作与原语文化产生误读。以对法国文学文化的解读为例,由于中国近代译介的第一部外国文学名著即是浪漫派作家小仲马的《茶花女》,为中国读者所熟知的法国作家雨果、罗曼·罗兰等皆是法国浪漫主义代表人物,各个时期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导致法国文学和文化逐渐在中国读者心目中产生了“浪漫”的形象,这一根深蒂固的印象导致法国文化的形象受到了某种程度的歪曲,在两国文化交流之中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

  四、隐喻的映射认知模式与翻译的“第三方”揭示力

  自亚里士多德起,隐喻始终属于修辞学、语义学或诗学的范畴,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两位美国学者拉考夫和约翰逊提出了新的隐喻观,开启了认知科学视角下的隐喻研究新篇章。拉考夫和约翰逊将隐喻定义为“从始源域到目标域的跨域映射”,“隐喻的本质是用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另一种事物”(G. Lakoff & M. Johnson,1980:5),由两人对隐喻的定义可见,隐喻不再简单地被视作是装饰(修辞学)、语义偏离(语义学)或作者构筑意义的独特手法(诗学),而是进入了人类认知领域,同人类的认识模式息息相关,甚至是人类认知活动最基本的模式。认知隐喻观表明,在隐喻中,我们总是从为我们所熟知的领域即始源域(通常所说的喻体)出发,将始源域的结构投射到认知对象即目标域(通常所说的本体)之中,由近及远,由已知到未知,借助始源域来完成对目标域的认识。

  1989年,拉考夫又与特纳合著出版了《超越冷静理性:诗性隐喻分析指南》一书,继续从认知角度分析了西方文学领域中存在的基本隐喻及其功能。他们指出,每个隐喻映射包含如下几部分关系:始源域图式中的位置被映射到目标域中;始源域中的关系被映射到目标域中;始源域中的事物特性被映射到目标域中;始源域中的知识被映射到目标域中(G. Lakoff & M. Turner,1989:63-64)。如此一来,隐喻具有了如下五种强大功能:形成结构的力量,形成观点的力量,说理的力量,评价的力量和存在的力量。之所以具备这些力量,是因为隐喻能够通过始源域中的形象、形象的属性和价值以及推理方式,令我们从另外的角度,来更为深刻地认识目标域,思考并分析其中产生的问题,评价其优劣,并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G. Lakoff & M. Turner,1989:64-65)。例如在“生活是一种旅程”这一隐喻中,始源域(旅程)所具有的非常具体的路途、旅行方式等并不是目标域(生活)所实际具有的,但通过隐喻,我们可以将生命的长度、度过生活的方式分别想象成路途、旅行方式,通过旅行须知来思考生活的法则,以走到“死胡同”须换条路径的旅行准则,来给遭遇生活困境的人一点启发。

  由上文可看到,隐喻认识模式的特殊之处在于,认知主体对认知对象(一般是本体或称目标域)的认识不是直接的,而是会借助第三方(一般是喻体或称始源域)。这至少造成了两个结果,首先,人们对认知对象的知识常受第三方结构和特征的影响。第三方此时就像挡在认知主体眼前的一块啤酒瓶底,认知主体看到的世界,是因啤酒瓶底而发生形变的世界。例如通过“我的爱人是红红的玫瑰”这个隐喻,认知主体在心中描绘爱人形象时,会将玫瑰美丽的颜色、芬芳的气息、蓬勃的生命力等特征自动投射到“爱人”身上,使爱人也具有了这些特征。这种认知方式同样存在于翻译领域。处于译语文化中的普通读者首先接触到的是译本,大部分没有意识到翻译存在或对译作充满信任的读者总是会将译作当作原作的化身,由此来认识原作者的风格、原作者本人的个性以及文本所承载的原语文化。在此过程中,译文是始源域或第三方,译文读者在试图理解原作风格、原作者个性及原语文化时,总是不可避免地受到译语、译作风格、译语文化的影响。

  但第三方还有另一个可能更为重要的功能:它能令认知主体发现目标域潜在的一些特征。此时第三方就像一个三棱镜,将普通的白光析解成七色光线,从而揭示构成光线的基础因素。在翻译领域,第三方揭示力有时体现在对他者的认知上。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中说:“在翻译中,原文的语言仿佛升入了一个更高级更纯洁的语言氛围。……它以一种独特而感人至深的方式至少指出了通往那个区域的途径:即语言预先注定的、迄今无法接触的和谐、圆融的领域。原文不可能完全进入那个领域,但是,在这个区域里的确出现的是译文超越主题传达的那个因素。”(2005:7)在这篇著名的论文中,本雅明实际上通过谈论翻译表达了他对一种理想的、大同的语言即“纯语言”的向往和思考。对本雅明来说,每一种语言都蕴含了这一失落的“纯语言”的一部分,在孤立环境下,这一“纯语言”因子无法得到揭示,而翻译的重要功能之一,是通过两种语言的比对和冲击,解放这一隐藏于原文中的“纯语言”因子,并在不断的翻译和检验中,令诸语言达到救赎的终点。从更为普通的例子来看,有翻译经验的人通常会有这样的体会,即在翻译过程中,通过两种语言间的对比和博弈,加深对外语中某些现象甚至本质的认识,这些认识往往无法通过单纯直接的语言习得获得。

  第三方揭示力还体现在对自我的认知中。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对熟悉的事物熟视无睹,欧阳桢指出,“尽管本地人对自己文化的熟悉度毋庸置疑,但这种熟悉感是受条件限制的,而且他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知道什么。”(E. C. Eoyang,1993:67)或者不知道什么。而在异国、异语这一三棱镜下,自我会重新呈现被掩盖或被忽视的本质特征,这是经由第三方产生的陌生化效果。很多流亡海外的作家,“包括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在内的‘迷失的一代’,他们从巴黎这一有利位置回望家乡的时刻,是他们表现得最像美国人的时刻。(而亨利·詹姆斯在他们之前已有过这一矛盾的体会,即通过离开自己祖国的方式来真正了解它。)”(E. C. Eoyang,1993:10)德国浪漫主义时期的文学家和翻译家可能也正因此而特别看重翻译对母语、对本国文化的塑造力,他们不仅翻译了大量优秀的外国著作,更着重致力于向外国译介本民族的优秀作品。在德国浪漫主义代表人物歌德看来,“一个民族往往一下吸收一部作品的精髓与力量,将它的全部内在生命溶于其身,以致它日后再也无法享用这部作品,从中汲取营养”,而“自己的作品经过好的翻译,总像是重新获得了生命,这自然是件有益的事”(许钧,2002:205-206),因为“翻译不仅有交流、借鉴的作用,更有创造的功能”(许钧:2002:205),能够像镜子一般,反映自身的优势,也照见自身的劣势。因此许钧指出:“任何一部优秀的作品都‘需要’翻译,需要在异语‘明镜’中观照自己,同时也可以使母语读者看到原作迷人的新姿。”(许钧,2002:206)

  五、结语:翻译的隐喻性

  上文我们通过梳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隐喻研究领域较具代表性的观点,总结了隐喻建构的基本特征,并基于此对翻译活动的隐喻性质作出了探讨。实际上,除了梅肖尼克和欧阳桢之外,美国学者道格拉斯·鲁宾逊在《译者登场》中对于翻译活动也有类似的论断:“[Translation is a case of] Metonymy, Synecdoche, Metaphor, Irony, Hyperbole and Metalepsis.”(谭载喜,2006:5)([翻译是]换喻、提喻、隐喻、讽喻、夸张和转喻。)但在该书中,我们看到,作者更多地是将“隐喻”视作一种特殊的修辞格,将“隐喻”式的翻译视作是有别于“换喻”式、“提喻”式等的翻译方法,其特征表现为对原文的整体移译(与局部移译相对)。我们认为,如果仅以隐喻来指称某种具体类型的翻译,可能会令“翻译是隐喻”这一命题的含义狭隘化,而本文的用意,正在于抛开隐喻的修辞格含义,从隐喻基本特征入手,来再审视翻译活动的本质。隐喻的形式,其语境互织特征,其差异性本质,其认知映射模式,均为我们理解翻译活动提供了新的视角。归根到底,在隐喻之中,喻体并不完全等同于本体,隐喻建构可能令本体的某些特征消失,但它却从新的角度对本体进行了补偿。翻译活动亦如此,译作与原作的差异无法抹杀,原作在翻译过程中会遭遇不可避免的损失,但却能获得译语环境给予的补偿。翻译的隐喻观表明,翻译并不追求与原文的逐字对应,而是将译文视作一个契机,在令原作和谐融汇于译作的前提下,将读者的目光引向原作及其所代表的文化,借助翻译认识他者,认识自我,从而实现翻译活动肩负的文化和历史使命。

  作者简介

  曹丹红,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学、法国文论。

  作者简介

  许钧,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法国文学与翻译研究。

  文章来源:原载《中国外语》2012年第1期,第7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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